从教育部获悉，2015年度与2014年度的统计数据相比较，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和留学回国人数均有进一步增加。出国留学人数增加6.39万人，增长了13.9%；留学回国人数增加4.43万人，增长了12.1%。随着年度回国人数与出国人数的增长，两者之间的差距呈逐渐缩小趋势.

自1978年至2015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404.21万人，其中126.43万人正在国外进行相关阶段的学习和研究；277.78万人已完成学业；221.86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79.87%。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多数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这其中除了爱国热情以外，更从侧面反映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实力雄厚，与全球经济的不稳定性相比，中国是海归们可倚靠的坚实后盾。同时，中国不断改善的工作环境，以及金融改革等等也为海归回国奠定了基础。这些都为我国供给侧改革大局的人才端提供了保障。  

下面，我们从全球教育的几个方面，并结合数据，详细说大量海归回国背后的教育供给侧改革。

首先，家庭非正式教育支出呈井喷式增长  

比较发现，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的国家，都在资源和政策方面向教育领域倾斜，长期致力于提高劳动力素质，调整经济发展中的人力资源结构。增加教育投入与消费，被视为提高劳动生产力、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促进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并最终实现经济发展的“金钥匙”。

我国亦是如此，在国家经济改革的风口浪尖，人才无异于是最好的推动力，因此教育的投入意味着比以往更高的回报率，这也不难解释为何大量海归回国求职。

其次，发展性教育消费支出比重不断上升  

教育支出具有投资性和消费性双重属性。一般而言，公共支出更多被看成是一种投资，而私人支出则具有多重性质。从私人支出所折射的家庭行为意向看，投资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极为不同。  

如今，我国处于转型阶段，国家层面的发展战略与社会、家庭、个体的发展战略仍存在层次上的差异，但是，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战略作用正在普遍获得社会心理层面的认同。由此带来了教育支出的结构性转型，即发展性的精神消费支出占教育私人支出的比重愈来愈大，留学人数的增多并不一定是为了完全的定居国外。  

再有，消费性支出是教育财富的核心  

人们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尤其是中等高收入阶段后，人均收入水平直接促进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的下降和生活消费质量的提升。  

多数发达国家都将教育产业纳入国家现代产业结构，形成整体性、配套性教育价值链，挖掘教育行业潜力，扩大消费性需求占总教育需求的比重，引导社会和家庭生产和购买更多优质的教育消费品。

同时，人口作为消费性支出核心驱动力的作用，挖掘教育财富源泉，利用人口的“量”的红利，增加国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十分关键。

如今，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耗殆尽，因此，释放人口“质”的红利至关重要，在人口增速放缓甚至下降的背景下，注重在有限的人口基数中，挖掘无限的差异化需求，教育无疑在这一环中起到关键的作用。  

最后，供给改革激发教育内需潜力  

10余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有大批学生出国留学而将消费逐步转移至境外，由此，我国面临着升级的消费需求在现有教育供给体系中得不到较好满足的问题。

从宏观来看，不良的制度导致供给抑制，继而导致需求抑制;好的制度则有利于供给创新，继而影响需求变革。  

从长期来看，供给能够创造需求，尤其是新供给能够创造新需求。  

教育内需潜力的源泉根本上取决于供给端，而制度是影响教育供给水平、质量和结构的重要因素。  

因此，教育供给侧改革，不光是推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以提供高端工作岗位，适应人才市场需求，留住高素质人才，以此带动内需的增加与转型。  

更应该是反思我国现有的教育体系，调整对教育供给方的监管、税收、投融资政策，这些都直接影响到教育供给的制度成本，以及相关教育产品的可消费性。除了挽回留学人群，更应改革教育体系，使出国的意义真正改变为长见识开眼界，而非追求更优质的教育条件，以及与自身素质相匹配的工作环境。这才是真正的教育供给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