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移民文学”主要是指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走出国门，在海外以汉语进行创作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所形成的文学。 “新移民文学”，首先面对的是文化“移植”的困惑，由此而展开对“家”“国”“族”文化传统的正面反思和突破。他们在异质文化的分裂对峙中经历了精神“迷失”的痛苦，然后在“茧”的挣脱中伸展了“蛾变”的翅膀，他们开始寻找“个体人”的生存空间，他们有意在“边缘”状态的独立清醒中重建自己的“文化身份”，在“超越乡愁”的高度上寻找新的生命理想。  

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迹  

“新移民文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海外开的花结的果——因为“新移民文学”作家群中的代表性人物如严歌苓、陈河等，出国前在大陆就已经是颇有成就的作家，而那些到了海外才走向文学创作的众多成员，也在大陆基本完成了文学教育，有些还接受了大陆的文学训练，并直接或间接地受过大陆文学观念的熏染乃至灌输，即便到了国外，他们也非常关注大陆文坛的动态，与大陆文学界保持着相当密切的联系，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新移民文学”具有较为明显的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影响痕迹，受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和苏联文学影响较深，并带有非常强烈的中国当代文学“气质”，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代入感，历史感强。  

然而，由于他们的生活环境、文化背景、文学观念、创作形态，与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作家有所不同，因此他们在文学诉求、情感表达、主题关注、创作自由度、艺术理念等方面，也逐渐地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形成了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点的独特性。  

兼具“大陆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的特质  

“新移民文学”这种既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中脱胎而来，又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有所区别，既有中国大陆当代文学影响的印记，又有自己新生出来的特点的文学，事实上是个跨区域跨文化存在的文学世界。说它跨区域，是指它既寄生于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内”，又独立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之“外”；说它跨文化，是指它看上去似乎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气质相仿佛，“新移民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大陆的文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与同龄的大陆当代作家有一种“同根性”，但它毕竟是“生产、生长”在异质文化环境之下，直接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因此，它在文学写作的纯粹性和自我要求方面，在文学写作的超然态度和大胆突破方面，在异质文化对文学观念的渗透和体会方面，都自有一种有别于大陆当代文学的文化特性，也就是说，“新移民文学”的文化特性，兼具了“大陆文化”与海外“异质文化”两种文化内涵 ，并升华出一种不同于两种文化中的任何一种文化的新文化。  

“新移民文学”这种跨区域跨文化的属性，与其说是我们的理论概括，不如说是它的“生产方式”和“生存形态”的真实写照。当严歌苓、张翎、查建英、陈河、陈谦、虹影这些海外“新移民作家”在大陆频频获奖，在《人民文学》《收获》等大陆重要文学刊物上一再亮相，并在大陆的名牌出版社密集出书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以“新移民文学”的身份，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的“版图”中，跨入了一只脚。  

可以说，“新移民作家”这个数量颇为可观的群体，已在中国大陆当代文坛烙下了独特而又坚实的脚印。  

将“中”“外”文化嫁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与“新移民文学”跨区域的特性比起来，它的跨文化属性显得隐性得多。  

“新移民文学”的跨文化属性，主要体现为“心态文化”的“中”“外”兼具，以及在高级文化、大众文化和深层文化三个不同层级上，将“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进行嫁接、杂糅、重组和再造。  

“心态文化”上的“中”“外”兼具，在众多的“新移民文学”中有所体现。将中外文化进行嫁接的现象在“新移民文学”中可以说十分常见。在沙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对人性“不可理喻”一面深入挖掘的“高级文化”，已渗入沙石的那些“新移民”故事之中；而在吕红笔下的中国爱情故事中，则可以看到“新移民作家”对西方流行小说、大众文化的汲取和借用；至于施玮将基督教的灵性文化代入自己的中国故事，则体现了“中国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深层对话。类似的例子，在“新移民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不胜枚举。  

因此，可以把跨区域跨文化特性，视为是“新移民文学”的“身份标识”和本质属性。